周其仁:从突围到寻路,“中国经济”转向“中国人经济”

周其仁。突围农健|制图
八年前,到寻《突围集》出版时,向中周其仁将中国经济比作被夹在“三明治”中,国人上有学会原创技术的经济发达国家,下有低成本的中国经济新兴经济体,中国企业进退两难,突围正面临“突围”的到寻考验。
而在新书《寻路集:在全球网络中寻找合适节点》中,向中这位北京大学博雅资深教授,国人已将目光从“突围”转向“寻路”,经济中国企业从被围困中求生,中国经济开始在繁琐世界里重新摸索方向。突围
周其仁是到寻改革开放以来最擅长实地调查的经济学者之一。1980年代,他师从杜润生,参与农村改革研究,长期关注产权、制度与企业活力。他的研究始终从真实世界启程,从乡村地权到城市土地,从制度演化到企业组织,关心市场的生长逻辑,也关心个体的行动选择。
过去几年,他与企业家们一起调研,探访繁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特别企业,观察寻路胜利的样本企业有何借鉴之处,讨论全球变局是否有其不变的底层逻辑。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与周其仁的对话。
从“突围”到“寻路”
南方周末:2017年你出版了《突围集》,今年的新书叫《寻路集》。从“突围”到“寻路”,你的观察和思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
周其仁:“突围”是2017年的认识。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。事实上,从2012年达到顶峰后,增速就逐步放缓,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变化。
当时的判断是,这与中国经济,特殊是制造业、民营企业等实体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有关。
早期我们长期封闭,要素价格很低,包括人工、土地、费用,唯一高的是制度成本。改革开放把制度成本降下来后,中国的成本优势得以全面发挥。而发达国家收入高、物价高、购买力旺,这个市场向中国开放,有利于中国产品大量向发达国家出口,这是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后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发达国家的技术、产业、投资大量转移到中国,原发性创新,也就是引领全球消费潮流的能力,仍学会在他们手里。与此同时,印度、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开放,成本更低。全球竞争格局像一个“三明治”,中国夹在中间,“突围”就是这么来的。
从经济视角看,当时“突围”的方向主要有两条:一是要追求独到性,也就是创新;二是要继续推进体制改革,保持较低的制度成本,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有优势。
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跟着问题走,去经济较活跃的地方,比如两个三角洲(长三角、珠三角)的一线,看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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